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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和Brown等在1986年调查了大学生的身体意象状况，发现性别能够显著影响身体意象，具体体现在女性在体型外貌、体能和健康评价等方面表现得更加消极[8]。陈玉容在2016年的研究也表明女生相比于男生更加容易认为自己肥胖，性别上存在的差异还表现在男生更满意于自己的下躯干，而女生最中意自己的头发[9]。女性被试的身体满意度低于男性被试，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女性更容易通过自己外表来评价自己的社会价值、更容易对外表有自我批评倾向，这一倾向使得负性的身体自尊表露出来，女性相较于男性，社会文化的变化更容易对身体意象产生影响。

　　田录梅在2003年做了运动员和普通大学生的对比，发现体育专业的大学生身体自尊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17]。王正松在2005年也做了大学生的身体意象调查，发现体育锻炼行为能够影响到体能取向和评价、身体满意度以及体重关注，还表明性别、体育锻炼行为对身体意象有着交互作用[18]。杜会霞在2009年一整年里先后收集了1323份有效的高校学生的数据，证实进行的体育锻炼行为越费力，对自己的身体意象越满意、自信[19]。潘明荣、陈岚岚在2010年证实了规律的体育锻炼和足量的体能运动可以提升大学生对身体意象的认知、评价，具体表现在体能评价和取向、健康和疾病取向、身体部位满意度这些分维度上[20]。林敏在2012年进行的相关研究中验证得到，体育特长生给出了更积极的身体外形评价，对身体质量指数偏重也表现出了更少的焦虑情绪。运动的

　　身体意象作为中介变量的有关研究有很多，例如何淑靖在2020年在对大学生性别角色、身体意象与体育锻炼的关系研究中，验证了性别角色与身体意象都能促进体育锻炼的水平，且身体意象在性别角色与体育锻炼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22]。苏淑娟在2020年研究了大学生身体意象与自我接纳、心理弹性的关系，该研究基于内隐和外显两个角度做了详尽的分析，个体的心理弹性越好，对自己的身体意象越满意，越能够接纳自己的不足与短板[23]。在聂冠伊和王慧欣在2015年的研究中，身体意象作为中介变量，在完美主义对抑郁的关系模型中起到了中介效应[24]。平凡、潘清泉等人在2011年证实了身体质量指数和感觉到的嘲笑可以直接影响自尊，身体意象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自尊[25]。